“新发现文物数量2700余处！”这是近日记者从贵州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得到的好消息。同时，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登记的14852处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文物点覆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六大类61个细类正规配资炒股，基本摸清了贵州省文物资源家底，还探索出一条兼具科技创新、多方协作、人才传承等特色的文物普查工作“贵州经验”。
大山里的普查
秋收时节，一支手持图纸、背负设备的队伍拨开齐人高的杂草，沿着崎岖山路朝向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羊场镇大山深处挺进。这一程，他们蹚过溪流、翻越峭壁，终于抵达目的地——隐藏在险峻山地中的穿洞营盘军事堡垒遗址和仙人洞遗迹。他们的身份正是镇远县文物普查队的工作人员。
在大山深处寻找文化遗存是贵州文物普查的一大特色，全省山地丘陵面积占比超过92%。要做到“应普尽普”，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工作启动后，贵州组建了110支专业普查队伍，集结了1000余名来自省级文博单位、各地州市、各县区和高校的专业调查人员，共20余个行业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联合推进这项重大工程。
他们还发动群众参与，力求实现不漏线索。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媒体发布征集公告，印发通知到各乡镇，对接文物、党史、建筑专家，以实地走访等方式广泛征集线索。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普查队员们背着设备，穿越山脉河流，走访偏远村落，陆续新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
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的招果洞遗址为研究云贵高原及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人类迁徙与文化扩散提供了关键资料；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茨梨村的张斗坝凉桥成为贵州目前已知现存建筑本体最早且有明确纪年的廊桥；毕节市、黔东南州清水江流域、六盘水市等地区发现一批史前至汉代的古文化遗址……
“我们结合贵州历史文化特色，第一时间开展传统村落、民族村寨、革命战争时期文物以及三线建设等专项文物调查。”贵州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小华介绍，贵州还围绕“四大文化工程”组织省内4所高校120余名文博专业师生，开展了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屯堡文化、阳明文化不可移动文物专项调查与研究工作。
数字化的助力
全面摸清文物家底，不仅要开展对“四普”新增文物点的记录，还要做好“三普”发现文物点的复查。曾参加“三普”的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文物管理所退休人员李惠林回忆：“受当时人力、技术等方面限制，部分‘三普’文物点没有条件详细勘探。”
贵州“三普”登记文物14852处，在全省各地星罗棋布，如何实现精准记录？新技术设备与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在“四普”时显著提升田野调查效率和数据精度。
“这座桥身长9.5米，宽3.5米，高4.1米……”站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一处田埂上，普查队员们手持无人机、测距仪、采集终端等工具，仔细测量着古桥的数据。
“我们使用无人机、全站仪、RTK设备等进行测量，确保定位精确到厘米级！”绥阳县文化旅游局文物室负责人周廷欢说，队员们在实地调查文物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三普”资料，对文物的位置、保护级别、使用及保存现状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核定文物本体边界，并将信息准确录入系统，为文物建立起“数字档案”。
第三方专业力量的加入，有效提升了“四普”数据质量，加快工作进度。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的黔西武庙、三楚宫戏楼等文物点，普查工作队员分工协作，细致展开激光扫描建模、图片采集、信息录入等工作。
“三维数字化建模为下一步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还能让更多人身临其境感受文物。”黔西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陈文蓉说，他们通过聘请第三方服务公司参与，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同时，普查完成时间也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据统计，贵州有近50%的县级普查单元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技术力量参与普查，提供测绘及绘图支持，充实“四普”工作队伍。
为确保数据精准审核，2025年5月初，贵州组织专家对部分数据进行先期审核，编写《贵州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审核指引（试行）》，对40余人进行集中培训，并先后在黔南州、毕节市、铜仁市等多地开展培训和专家现场一对一指导，为第三阶段工作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与学的传承
“水族墓葬碑刻巧妙地结合了汉族的形制技艺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其纹饰和谐统一，体现了文化的互嵌与融合，成为贵州民族融合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的叶成勇教授向学生讲述了独山玉水镇水族墓葬碑刻的演变历程。他告诉记者：“在文物普查中教会学生如何普查文物，这是一项工作，也是一堂实践课。”
在贵州“四普”中，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承担着不可移动民族文物调查专项工作。叶成勇介绍，他带领团队系统开展调查工作，全面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高质量专题报告，为贵州省不可移动民族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提供翔实准确的资料支持。
“我们将对88个区县开展实地验收，通过审核认定，为文物提供制度性保护。”吴小华认为，“四普”在促进贵州文物“应保尽保”的基础上，还构建起一套“老带新、传帮带”的工作机制，为贵州文物事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在得知“四普”开始的消息后，李慧林这位“老文物”又一次冲到了一线。他手把手教年轻队员测量文物、走访老乡、整理材料，样样不落。在惠水县甲奉勘探马嘴向之嵎墓时，他带着大家走村串寨、细读碑文、翻遍县志，一点点拼凑出墓主人传奇的一生。
安顺市镇宁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王光明也闲不住。他主动请战，科学规划普查路线，专门去拜访70岁以上的老人，从他们口中“挖”出了不少珍贵线索。近一年来，他收集到十多条群众反馈，像《五宜五戒》程氏享堂石刻、明公昭勇将军墓志铭碑等，都填补了镇宁历史的重要空白。他说：“我想把这些经验传下去，让年轻人明白，普查不只是任务，更是了解地方历史、积累多学科知识、提升文物保护意识的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 陈冠合 吕慎）正规配资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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